北京  9月10日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华士兵》专家研讨会合影

北京  9月25日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评论专家座谈会

上海  11月12日“伟大民族抗战精神的壮丽颂歌”——话剧《中华士兵》研讨会合影

    从9月3日在北京保利剧院成功首演，到11月11日圆满结束应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之邀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出，中国国家话剧院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创作的剧目《中华士兵》在京沪观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9月10日，“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华士兵》专家研讨会”在国家话剧院召开。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编剧冯俐、导演查明哲携演员代表出席，与谭霈生、丁涛、童道明、王蕴明、李法曾、马也、李宝群、黄维钧、赵忱、岳建一、赓续华、尹晓东等戏剧专家进行了交流。刘立滨、欧阳逸冰、顾春芳等因故未能到场的专家以书面形式做了发言。会议由国家话剧院研究员、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话剧》主编颜榴主持。
    9月25日，由文化部艺术司艺术研究处组织的“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评论专家座谈会”在国家话剧院召开。艺术司副司长明文军，艺术司戏剧处副处长许浩军、艺术研究处干部王蒙，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副院长戈大立和罗大军出席。与会专家有仲呈祥、肖裕声、谢柏梁、宋宝珍、刘琼等，会议由文化部艺术司艺术研究处处长周汉萍主持。会上，专家们着重就演出季参演剧目之一《中华士兵》与主创人员进行了交流。
    11月12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戏剧戏曲艺术委员会主办的“伟大民族抗战精神的壮丽颂歌——话剧《中华士兵》研讨会”在上海戏剧学院召开。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中华士兵》编剧冯俐、导演查明哲，《国家话剧》主编颜榴应邀出席，与韩生、刘文国、郦国义、厉震林、刘巽达、胡晓军、管燕草、罗怀臻（书面）等上海戏剧专家、文艺评论家进行了探讨。会议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主持。
    三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中华士兵》的艺术品质和反思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该剧的思想性、民族性、时政性、艺术性、文化性等多维度展开了深刻讨论，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超越战争视角的崭新格局
    谭霈生（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
    该剧在总体构思上有两个超越：超越历史、超越政治。长处在于超越了过去的写法，把抗战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整体问题，试图对民族抗日战争进行反思，这是描写战争的一个总体趋势。不是说战争中只有正义、非正义和侵略、反侵略，而是从人类生存的角度出发。当然关于战争的反思可以有不同的层面、角度和形式。这个剧本反思的是生命和尊严的问题，这个反思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剧中最重要的一场是“论生”。对战争进行反思绝不意味着对战争当中的问题进行纯理性思考。如何将感性的反思在舞台上演出来？就是要表现人在极限情境中的选择。我觉得现在这个剧本还缺少一个可以接受的、合情理的、极限的情境让这群娃娃兵们做出选择，至少这种极限情境在剧本当中体现得还不够充分。
    韩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国家话剧院一系列“井喷式”创作的好作品，做出了一个典范。这里面有所谓的主旋律，也有深入的艺术实验性作品，这种多元恰恰反映了话剧的整体生态。
    这个戏在题材上有重大突破，从全民抗战角度让我们看到，在整个民族面对生死存亡的大背景之下，普通百姓、普通士兵，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从中折射出中国当时的国情，即主流群体是什么状况。面对民族危亡，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能够找到民族最大公约数。全面描写抗战，从另外一个角度描写，不仅没有削弱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反而衬托出当时的民族自信心是共产党给予的。戏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是文化担当，还是民族生存？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命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的角度，却和主流价值观的方向保持了一致。它所引起的对民族性的反思，体现了对一件事的不同价值判断。
    罗怀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国家话剧院创排《中华士兵》的消息曾经令我震撼，也让我有过一丝隐忧，担心会不会被叫停？后来看到如期演出了，虽然媒体报道的力度并不大。
    当前的文艺创作，不是领导人不开明，而是一些创作者想投机。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抗战时期还不免将文艺当作宣传工具，而现在则是要让文艺回到文艺，忠实地去反映历史与现实。9月3日白天国共两党的抗日老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晚上《中华士兵》在剧场里演出，这样的安排，可见国家话剧院的情怀与担当，也可见如查明哲这样的艺术家所传递给全国戏剧界的超前意识乃至铮铮铁骨，令人由衷敬佩。
    丁涛（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
    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带有强烈的查明哲风格，全剧构成要素复杂却又浑然一体，有群像式、雕塑式的英雄形象，有残酷的战场激战，有宏大叙事和个体散点的个人情怀、家国情怀相交融，还有对历史的阐释、对生死的议论……查明哲一直在追求“有震撼力的瞬间、饱含着思想和情感的瞬间”。除了对瞬间的特殊场面有所塑造外，非常可贵的是每个角色的塑造都很到位。演出中虽然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但能感觉到他们和导演非常默契，在舞台上很投入。
    这个剧好在超越了党派，超越了意识形态，立足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的基点上，同仇敌忾、抗击外敌，强调的是民族精神、生死选择、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生命尊严，因此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剧本在情和义上也花了很多心思，完成了群像塑造与个体命运之间平衡协调的宏大叙事。除了家国情怀之外还有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体现，这在今天来讲是回避不了的。希望能将个体生命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与民族、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并有所超越。
    尹晓东（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我们要以超越战争的视角来看这部戏具有的精神价值和哲学意义。无论台上还是台下，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灵魂的拷问：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我们是保全性命、苟且偷生，还是向死而生、视死如归？
    如果仅以战争视角来看这部戏就会有许多纠结，忽视了应有的哲学眼光，即痛定思痛的反思和寻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头。这个戏对战争中人性的反思，具有哲学的意味。这个戏有着巧妙的戏剧结构，主要线索实际上是在序幕、幕间和尾声中体现的，大量的正场戏是闪回。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恰恰是这些闪回戏，而不在跳黄河的行动线本身。
    管燕草（上海淮剧团副团长）：
    剧作结构特别且复杂，可以说三线结合，如战争和战争前如同闪回的“无缝衔接”，把生命的美好和战争的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中国军官和日本军官的对话，写出了两个民族的冲撞。编剧在这么复杂的结构中，把控得恰到好处，可见功力之深。全剧信息量大，包含了许多元素，如忠与孝、生与死、耻辱与尊严等。用秦腔来贯穿全剧非常契合这个戏的风格：激昂、高亢、悲壮，尤其用《杨家将》来预示着这群十七八岁娃娃兵的精忠报国，极具艺术特点，又与史实非常吻合。在二度创作上呈现给观众的战争硝烟和莲花这两个具有鲜明对比的意象，编剧采用了战争与闪回的方式来揭示战争的残酷性和生命的美，导演在解读文本后展现给我们的正是硝烟、战火和莲花，莲花在闪回段落中的运用正是导演展现人性美的具象手段。
    刘琼（《人民日报》记者）：
    国家话剧院选择这个题材特别有勇气，敢于触及大问题、真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评价在抗战八年期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观中，对于国共抗战、国共合作时存在的各种历史敌对、恩怨，在面对民族大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弃恩怨携手合作，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解读和阐述。大家都知道中条山保卫战是非常惨烈的，不少战士跳崖而死。这种民族气节，这种家国情怀，舍小家而保大家，为大家而舍生命，体现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原发动力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去牺牲？因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尊严！这样的历史题材的舞台形象是创造性的。人物形象的选择也非常有特点，通过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在历史的关口，在生和死的取舍中，在艺术观上用典型人物反映群体，展现中国人的脊梁，就是这个戏的感人之处。
    熔炼精神长河的民族史诗
    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戏剧评论家）：
    这个戏立意高远。剧名突出的就是民族精神，血战到底、宁死不屈、坚忍不拔、不畏强暴……是一部有超越的戏，不再是过去那种为政治服务的文化作品；是一部前进的戏，不再是肤浅的复仇，狭隘的民粹主义、虚假的民族主义。
    查明哲保持了他连贯、立体、大气的导演风格。首先，这部剧的魂魄是真正的民族史诗；第二，这部剧是立体的交响诗结构，比如中日指挥官讨论中日两国的国民性问题和中国军官们辩论娃娃兵们生不生还的问题，对话剧的形式、叙事手法是一种突破和贡献。
    目前来看，背景情境有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部戏里应该人物化、情境化、情节化，现在做得还不够，第一幕开场情境没有造足，我没看到这些“冷娃”最后跳黄河必死的感觉，就是极限情境中的必然选择，需要增加跳河动作的必然性、逻辑性、唯一性。另外，我不满意的是青年演员的表演，有的地方台词听不清。
    欧阳逸冰（国家一级编剧、戏剧理论家）：
    窃以为，《中华士兵》最大的价值就是用戏剧形式真切而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抗战精神”。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诠释竟然不是发生在爆炸声中，尽管全剧无处不在的是战场的血雨腥风，但让观众看到最深处的却是人的灵魂，人的内心情感是怎样熔炼成精神黄河，这条精神的黄河又是怎样地咆哮、激扬着源自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民族精神的新崛起。这就是观众异口同声感叹“震撼”的缘由。
    舞台上的所有这些都令人惊异地看到：抗日战争这场炼狱般的烈火，让失魂者重新获得民族之魂，让涣散者凝聚到救亡的洪流中去，让慵懒者抖擞起每一根神经，面对刺刀挺起胸膛，“中华儿女把民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这些无不是从历史的肌理入手，从具体的历史生活状态入手，在赢得观众认同之后，再让观众惊讶地看到我们民族的心理、情感、观念的巨大变化，观众激动地仰起头来，哦，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崛起的！
    刘立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看着舞台上的一幕幕场景，我心中时时涌起一种别样的激情，我被那些为了民族尊严，挺身杀倭寇救国而不惧牺牲的将士们——中华士兵的英雄气概所感动。这些可爱的令人尊敬和缅怀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抗战保家卫国的壮丽诗篇，历史不应忘记！《中华士兵》的创作对民族、对历史、对为保家卫国不惜付出生命的英烈、贡献自己所有的老百姓的真情描述与呈现，充分表达、体现了对历史、英烈和民族的责任，让人充分感受到心中燃烧的激情。舞台上每一场景、每一个人物都很质朴真实，充盈满满的真情实感，令人不觉得是在看戏，而是沉入到了那个艰难残酷的岁月之中……没有对民族的大爱，没有对历史的真情关照，没有对和平的珍惜，怎么也写不出和排演不出如此气壮山河，让人久思不宁、泪流心间，激发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戏剧作品。保家卫国，是全民族的责任，该剧的演出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在那个年代、那个历史时期，坚定民族精神和良知，并为民族存亡付出生命的先烈们的可敬可爱。关照民族，关照当下，启迪与感动众生，这就是戏剧人的责任和使命！
    刘巽达（《上海采风》杂志主编）：
    此剧有三个“先天短板”：一是在抗日题材“重口味”的现实下，如何让“冷娃跳黄河”变得可信，很难；二是群像戏难以深入刻画人物形象，感染力会打折扣；三是思想点虽然不少，但容易灵光一闪、点到为止，难以深入展开。而查明哲导演克服了这些“先天短板”，用浓烈的情感和舞台效果，谱写了一曲中华士兵的壮烈悲歌。用几个关键词评价它：重大题材、宏大叙事、国家命题、良心制作、黄钟大吕，是大主题、大制作、大格局、大情怀。此剧的感染力，除了剧情和思考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靠舞美音效多媒体，特别是把黄河立体化的舞台效果简直是神来之笔，慷慨赴死的激烈场面呈现出诗意的效果，升华了全剧的主题。
    作为国家级的话剧院，要在国家重大事件面前不失声，显然责无旁贷，但重大题材的表现往往是“戴着镣铐跳舞”，非常考验智慧和才华。我觉得查明哲导演是一位善于把镣铐化作丝缎的成熟艺术家，在主旋律和反思的平衡上是高手。若论可改进之处，如方言不必品种太多，台词上能否去除点“大词”、多用点“小词”，让细节打动人。总体而言，此剧在宏大与细微、意象与写实的平衡上很成功，达到完美融合。祝贺《中华士兵》在“戴着镣铐跳舞”中，跳出了神采。
    岳建一（文学编辑家）：
    花甲之年看剧，我掉了四次眼泪，一方面是为戏剧感动，另外就是心绪复杂，感慨我们的民族终于有了这样一部话剧。
    此剧还原了中华民族的本源精神，即大美精神。剧名所谓中华，是在溯寻精神之源。剧中把杨家将、岳飞、田横和穆桂英都表现出来，我认为是有编剧和导演的深意和苦心的。我欣赏它的反思，看看我们现在的话剧和影视作品有反思精神的不多。这个戏谈到了尊严，其实是在反思我们的耻辱。
    此外，就格局而言，剧名的选择本身就对格局构成了挑战，必须要有一个大格局，否则愧对“中华士兵”这四个字。我认为，我们回望过去不能没有大格局，我们走向未来不能没有大格局，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会走向民族大和解。中国的本源文化一定会和西方的优秀文化交融、合流，这也是未来的大格局。
    谢柏梁（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
    《中华士兵》在当代话剧史上应该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到今天还不能正面地把抗日的正面战场、主战场，凝重大气、慷慨激昂地展现出来，就是我们戏剧界的“失语”，是对民族的不负责任，是对现代战争史的漠视和背叛。这是一个民族的呼喊，是民族历史的写照，那些慷慨悲歌、生存思索，都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大气魄。在消融历史隔膜之后，民族的、国家的大爱，在这个戏中得以体现。
    多媒体的运用和演员的演出融为一体，让人身临其境的战争场面，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震撼。中国军人群像的塑造展现了民族的辉煌和历史的悲歌。这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民族的气节，中国民族英雄史诗！这种包容的情怀和气度，是顶尖的，官民共赏的。《中华士兵》这个戏展现了知识分子、文化人、戏剧人的担当，令人佩服！
    赓续华（《中国戏剧》主编）：
    该剧是一出真正的“破冰之剧”，在此之前没有看到在话剧舞台上正面表达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例子，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自信、包容和稳定。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能够出现《中华士兵》这样的作品，我认为每一个搞戏剧的人都应该小心呵护它，让它变得更好。它不应是一台仪式化与应景的戏，而是一部可作为传家宝的作品。我也相信查明哲和冯俐也有这样的力量。现在快餐作品太多，如果说我们还想让这出戏表现出更多的意义，那么就必须精雕细刻，做一些减法。
    溯源中华美学的文化思考
    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中华士兵》是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这部戏在纪念反法西斯活动中有独特的价值。
    该剧展现了中华民族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不是哪一个党派独有的，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从美学上讲，这个戏以黄河为高远意境的象征，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精神无外乎三个层面，力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区别于西方美学的主客二分。我们强调和合文化，祖国的山河不可分。儒家说入世，道家讲出世，第一流的中华知识分子主张入世和出世的统一，尽人事、听天命。剧中也是有这种入世与出世相统一的人间情怀。诗化情结是这部戏的最大特征，区别于西方古典美学的写实，中华美学是强调以虚带实，营造意象，追求意境。追求高远，讲求神圣。国话在这方面的追求是自觉的。
    郦国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哲理诗剧。首先，它谈了中华民族忠和孝的问题，把这对矛盾做了深刻的揭示。第二，这个话剧渗透了中华美学精神。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舞台上就是，中国戏曲和当下戏剧怎么表现民族的英勇精神。编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本子，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精神。
    这样的戏对上海意味着什么？对全国戏剧界意味着什么？现在应景的东西很多，而把一个应景的作品放到一个能够永远传下去的经典角度去创作的很少。抗战胜利70周年可以说应景，但是这种重大剧目到底是时过境迁的宣传品，还是一个能够在舞台上长久流传或者在艺术史上留下痕迹的作品？所以我主张这个戏在全国巡演，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念70周年，它应该有更长的生命力。
    童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剧中拼刺刀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我没有想到，这个小段落会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有象征有写实，不仅是精神的传递，更是一种勇气，好像还有些人生哲理在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出乎我意料的就是把酒倒到黄河里面去，没有豪饮，高于我的想象和判断。此外，近50位演员都是全身心投入，舞台艺术表现很完整，现在能够做到这样非常不容易。
    顾春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该剧为当代舞台注入了一种久违的英雄史诗般的豪迈，让我们深感由前辈开创的“铁板铜琶”的壮美。看戏时有三重强烈的感受：一是洋溢在全剧的中华传统诗学的精神气质；二是在历史的叙事和追问中体现了当代艺术家的历史视野、哲理思辨和思想深度；三是统一在导演思想中的完整的舞台艺术构成。
    全剧讲究情理交融，理的方面，解决了三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如何以一种更高远的历史视野和民族意识来俯瞰历史；如何解决通常战争题材的戏剧常会面临的伦理道德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让未成年的娃娃兵上战场赴死成为合理；如何让今天的中国观众回到历史的真实中去反思当下。而演出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解决了一般艺术家难以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相信这出戏会成长为具有“民族气象”的力作。
    胡晓军（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国家话剧院向以演出剧目来映现“经典的现代意味与新戏的经典品质”为办院定位，这与戏剧以艺术的形象思维来映现哲学的逻辑思考，完全对应。我将其简化为八个字，即“一边回望，一边前行”。于是，观众常能在同一时段看到一个“国话”的两种姿态。
    在抗战的厚重历史感与剧本的强烈文学性支撑下，该剧以颇具创造性的戏剧结构、极具震撼力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有高度且有特质的思想艺术张力。全剧共分四章，除了前楔子、后尾声，更以冷娃的惨烈战斗、慷慨赴死场面作为链接，将“集结”“离别”与“论生”“赴死”的两两辩证贯穿起来，形成更高的思辨指向，指向家国之道、生死之念及其内在关系。诙谐的喜感、壮美的悲剧，豪放的黄河、婉约的荷花，既是对民族性格的辩证勾勒，又是对戏剧诗性的激情发扬。我发现所谓的诗性，绝非“外加”便可了事，而是必须从内在哲思出发才行。当其与艺术形象基本匹配时，便自然地升华为诗。
    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教务处处长）：
    对于查明哲作品的期待，缘于他通过一系列优质作品而形成的“查明哲格式”的文化品牌，总是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性张力，直抵民族人格的“痛点”，有着浓烈甚至“暴力”的生命吟诵和倾诉。《中华士兵》同样如此。该戏应该是目前中国话剧舞台上抗战题材最具现代感的作品，因为它不再停留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层面。它涉及忠与孝、尊严与耻辱等民族人性，使作品逐渐从真实的发现（大量抗战史实解密）、道德是非的发现（忠与孝等两难悖论）推进到社会必然性的发现（战争与失孤、留守、牺牲以及悲壮美学的内在关系），最后到人类学的发现。看完该剧，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意念：这些孩子真不该死啊，最后的八天每一天都是节日。
    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作品信息量过多，主题落幅点尚可更加清晰；“赴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可以更加强化；第四集团军将领描写似有多余。
    宏大舞台呈现的壮丽诗篇
    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适逢“习马会”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看了查明哲执导的话剧《中华士兵》，我夜不能寐。取材于中条山保卫战，这是一部难写难导的作品。但一旦写了导了，难点突破，就会成为艺术的耀眼亮点。这是我近年看过的堪称“伟大”的戏剧，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一曲悲壮颂歌。伟大不是完美。伟大的艺术，就像大地一样，苍茫无边，有高山大川，也有枯枝败叶，甚至有污泥浊水，但是它能给人广阔的联想，有一种让你的灵魂一头扎进去的那种魔力。
    一群十六七岁的冷娃在日军面前义无反顾投入到万古长流的母亲河，是一种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它的伟大还在于查明哲对戏剧美学独有的理解。从《青春禁忌游戏》到《死无葬身之地》，到今天的《中华士兵》，始终有一种残酷美学在支配着他的导演艺术。他曾在俄罗斯留学，俄罗斯文化有一种拥抱大地的胸怀。外部有残酷的战争，内部有文化理念孝和忠、人格的尊严和耻辱的尖锐对立。它们始终像困兽一样对峙、冲突，撕裂人心。
    王蕴明（中国戏剧家协会原秘书长）：
    我对这个戏给予充分肯定。从总体上讲是一首壮怀激烈的民族颂歌，编导热情、大气地赞扬了中华民族在抵抗外敌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横向来说，反映了整个社会不同阶级、信仰的断面，纵向来说体现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现实有历史，有田横有杨家将。宏大叙事的思维让我们看到了编导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在激昂慷慨的总体风格下，编导又有意识地融入了一些细腻的情感，比如父子情、夫妻情，努力地追求一种整体与个体、宏观与细微的统一。这个作品是从生活出发升华到艺术的美学层面，我非常赞赏。
    这个戏是查明哲导演风格的延续，但又有不同于以往的艺术特色，可以说是“大统一、小分散”，既追求群体的宏大场面又保持了个体的鲜活。剧中的三条线如何拧得更紧，可能是编导下一步需要做功课的地方。
    肖裕声（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
    中条山保卫战如何处理的问题相当棘手，对这段庞杂的历史，如何去抓住本质？关键是抓住反映那段历史的若干事件的共同点。首先，杨虎城的西北军早就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第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两军抗战意志坚定。《中华士兵》很好地把握了这几点，处理得相当精彩，主创人员通过艺术的形象，把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融合在了中条山，表现得完全符合历史。历史的细节问题精益求精，这样能加强作品的震撼力。
    艺术创作需要将人物的典型性与形象的语言相结合。这部戏虽然讲的是正面战场的抗战，但背景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处理得很好。
    刘文国（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总监）：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今年力推原创，这个戏是我挑选的，经过修改演出后，效果更加震撼。这个戏强调了家国情怀、民族精神，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时，反响很大，深深地打动了观众。此剧立意高远，给人一种久违、少有的豪迈和阳刚之气。有大学生说，这部作品让我们的灵魂经受了洗礼，再一次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中国人的骨气，什么是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概！
    在这部戏中，我们看到了国家话剧院的一贯追求，那就是创作的作品能代表时代的风貌，有一种责任和使命，这是当代话剧界需要学习的。这个戏记录历史，以史为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赵忱 （《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
    我会一直记得我是9月4日晚看到的《中华士兵》，当然也就记得它首演于9月3日，同一个晚上，《胜利与和平》大型主题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事实上，从《中华士兵》立项起，我从未停止过对于这部戏可能引起的某种反响的担忧，对于某种惯性的文化心态和思维定式，大家都心知肚明。没关系，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多样性和宽容度。围绕着《中华士兵》，我想我看到听到的一切都源于善意。
    那晚看罢《中华士兵》我发了一则微信，核心就6个字——血浓、情浓、才浓！坦白说，《中华士兵》超出了我的预计。它是诗篇，这在预料当中；它成功地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则在预料之外。之前我至少有这样的担心：也许它会是别开生面的史诗，但或许会缺乏有血有肉的人物。看完戏以后我放心了。我惊讶地发现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中，《中华士兵》居然完成了对多个人物的塑造，所有人物在这样一个群像式“画卷”中竟然个性鲜明。至于整出戏所散发出的情感魅力，那唯有用“浓”才能描述，浓得化不开。
    自然，《中华士兵》还需要成长：修剪一些枝丫，让另一些枝丫更加挺拔。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历史添加《中华士兵》这个浓重的笔墨，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贡献与担当，中国国家话剧院一向、特别是近年来的担当与作为叫人肃然起敬。身为媒体人，我能做的就是为《中华士兵》鼓与呼。
    黄维钧（戏剧评论家）：
    在抗战剧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敢像《中华士兵》这么写的可谓前所未有，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逆向思维，有深刻的文化思考。一个民族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把民族尊严放在最高处，这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好好反省的。现在反省得还不够，我们要重塑这种民族性格，国家话剧院有这个担当很可贵。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
    该剧在创作立意上有这样几个特点：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强化了共通性的同仇敌忾，深化了民族性的精神诉求。大转台的运用、影像的宏大场面、黄河的奔流不息……导演的舞台处理非常棒，戏剧氛围营造得非常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思想性鲜明，美学旨趣高水准，都可以说是把艺术的人还原为现实的、有历史感的人，挖掘了人性。在涉及生命根源和精神价值追求方面，整个舞台艺术形式呈现和戏剧情境是和谐统一的。这样的作品是有艺术标杆价值的，艺术的影响力也显而易见。
    李宝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国家一级编剧）：
    该剧对于中国话剧创作是一次重要的思想突破，在艺术表现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成功探索。在政治上，这个戏没有问题，这个我们要坚定，但这个戏还需要修改，还要继续演不去。我也是一名编剧，觉得前期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剧组上下做了那么多努力，放下可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期望国家话剧院的肩膀还要挺起来，还要争取继续修改的空间。
    我建议剧院将戏继续修改完善，也希望导演和编剧能让这个戏更好。现在舞台上的表演水平参差不齐，这个戏的主体实际上是冷娃们，因此必须大量地使用青年演员，这些演员的表演十分投入、有激情，但因为是群戏，每个人的戏份非常有限，对演员功力的要求非常高，表演还可以再打磨。
    李法曾（表演艺术家）：
    我最喜欢其中的两场戏：“集结”和“离别”。前者有着各种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出身的人，满眼都是人物关系，贯穿起来非常生动。后者的戏中戏也非常好，剧组请来的秦腔演员相当专业，唱得很动人，戏中戏的互动和关系的变化也十分精彩。这个戏一共用了49个演员，时间紧，容量大，展现在观众面前实在不容易，当然我也认为演员有很多不足，但能展现成现在这样也很不错了。另外，细节的描写还有不足。很多专家对国家话剧院上演这样的戏十分肯定，尤其是肯定了院长的担当，希望这不是应景戏，明年或者后年还能演。
    （本版文图提供：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话剧》编辑部）
    源自：中国文化报